编者按：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”美好的大学时代，美丽的青春时光，总让人无限怀念，无比向往。在这阳光明媚的时节里，约上三五好友，漫步桃花堤，畅游北洋园，定然是不负春光的。今天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位退休教师的回忆文章，带我们看看六十年前的女大学生的生活和情谊。读完之后，或许你会发现，尽管世事流转、时代变迁，然而青春，却永不散场。

1954年，由于长江洪水泛滥，我比正常入学时间晚到一周。内燃机与精密仪器已然分完班，只剩下化工机械和机械制造，我与同来的马传明被分在机制专业丁班。

班里共有六个女同学，两个湖北人，两个湖南人，一个无锡人，一个青岛人。虽然有条件学普通话，可我们都喜欢讲方言，因此被外人称为“小四川”。我们住在七里台9斋110室，由于两间宿舍是木制书架相隔，隔音效果很差，所以不能大声喧哗。不过秩序很好，离开宿舍不用锁门，邮递员每天将信从门缝里投进房间里，我的信往往是比较多的。

当时的学生活动丰富多彩。虽然都是女孩子，可我们都很喜欢体育活动。每天下午四点半，都会轮流去篮球场占场，通常是和多个班打篮球赛。后来，我们还和下届机制戊班的女生打过一场迎新比赛。我们还学会了滑冰、游泳。晚饭后，我们会从学一食堂（后改为求实礼堂）出来跳会儿集体舞。有次，我们六个女生与男同学还自编一个排球舞蹈在大礼堂演出。每逢周末，我们常参加学校的舞会或看电影。

尽管六人性格不同，但彼此相互理解，取长补短。一、二年级时，谢人仪当班长，文笔好，小精灵，兰毓珍当团支部委员，我起初担任文娱委员，后兼任团总支干事，最后担任团支部书记。当时，我比较喜欢集体活动，一、二级参加学校舞蹈队，三、四年级加入篮球队。我习题课做的快，理论力学笔记本及习题集也被老师拿去作教学展览。但由于不够用功，考试不细心，成绩不算优秀。薛桂莹活跃能演（话剧演员）、能唱（合唱团）。陶文华文静内向，学习成绩好，每次制图作业都得5分。至于马传明，和我则是老乡，我们常一起自习聊天，听她讲中学校友的故事。兰毓珍则比较全面，有大姐风度，聊天时我手头没事，她就会提醒我去买块布缝坐垫，大学我没有手表，她提醒我如何节省买表。大一暑假我俩都选择留校，她教我手缝两件短袖衣。下午体育活动后，我们分头买饭租船，船每小时5分钱，晚饭就在青年湖划船时吃，过的很潇洒。

因工作的原因我经常会去男生宿舍，偶尔也看见他们打桥牌，由于当时很注意影响，从没表示会打桥牌的意思。记得1955年，我被借至肃反办公室（当时的工农速成中学，即现在北五村近邻师大所在地）每天晚上去那儿帮忙，与比我高一届的金国栋在一起，也是怕影响不好，晚上10点我从那儿一人走回到宿舍，其实当时我还是顶害怕的。1957年暑假，我有时会帮着系里值班，当时还和朱磊副书记带着他三、四岁的女儿朱薇一起在系里值班。我与印邦炎老师还曾在九楼小会议室帮着校对天津日报稿件，此外还有其它来往。他记忆力好，几十年后我们在校关工委工作时，他还提到这事。

1958年，全国搞清除“四害”运动（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）。4月初，天津市出动百万人捕麻雀，我们六人也投入到其中。凌晨3点，我们准时起床，早餐后便赶赴西大坑田野，人手各执杆杖，也有拿盆敲打，后又到六里台农场，直到下午3点才返校。捕捉阵势，人占近一亩，挥棍，追喊，敲锣击鼓，麻雀飞起，不让落地，使其疲劳，饥渴，无力自毙，加以捕之，可我们却未捕一只。回来后，我们六人累得不行，渴得要命，没人说话，从晚上7点多至转天7点，整整睡了11个小时，是我记事以来睡的最长最好的一次。后来听说麻雀是益虫，想起来都觉得好笑。

还有一件事，令我至今觉得匪夷所思。1958年8月13日，我起床后在宿舍说我梦见毛主席来了，桂莹连说不可能，“毛主席在我们青岛呢”，大家也没有在意。当时，我在学校机工厂搞设计工作，9点多，张光本老师告诉我有重要领导来，让我在车间作保卫工作，后来说是毛主席要来，真感觉不可思议。当毛主席从我身边走过时，因为太熟悉了，我没敢有任何动作与声音。中午回去后，我马上将见到毛主席的事及我的梦写信给田海亭（男朋友，正在外地出差）和家人。

我们六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，就连交男友都会相互提看法，即使意见不统一，但绝对尊重个人选择，让时间考验。当时，我和海亭交往时，其他五人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，无论支持与否，都体现出她们的关爱。经过时间的考验，最终我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应该说，我们六人的婚姻都很幸福，孩子们也成长的很好，这与当时我们能敞开心扉，相互倾诉，互相信任是分不开的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我们之间从未有过吵架的事。五十多年来，尽管见面很少，但始终保持着联系。以前是信件、贺卡、现在是电话、短信或电子邮件、微信，在54级丁班的微信群里，当年小班长仍当群主，几个女同学非常活跃，桂莹常出谜，文华还能猜出不少。年轻时代的真诚相处是难能可贵的，回想1956年春假去北京游玩，传明、人仪来到我的住处，但由于住处实在太小，只好让她们晚上住在别人家，这件事让我一直很难过。等到百年校庆时，为避免类似事件，我提前几个月就在学校招待所订了五间房。班里两次大聚会，我与留校的陆君良、于思远都热情接待，特别是毕业五十周年，有些人提前来，我们老俩口动手做菜在家过中秋节，我十分珍惜这份情谊。

2008年（毕业五十周年）整理照片时，我发现许多六人的合影，1956年第一次去照相馆我还借了别人的衣服。照片记录了美好的瞬间。她们的身影、她们的笑脸在我眼前晃动，想到换穿衣服、骑自行车摆样子、桂莹从书架拿书的美姿……历历在目。特别是毕业后去河工大，看到人仪宿舍床头挂着我俩在相馆照的放大照片，真的很感动。这些照片在当时是很难得的，这要感谢周雅各同学（学校摄影组）为我们做出的义务服务。

可惜百年校庆及毕业五十周年时女同学都没到齐，每次都只有四人，真是太遗憾了。而且现在传明已然故去，只能深情哀悼，无法弥补。我们相识62年，彼此间相处将作为我永远的记忆而深深怀念。

如今，我们已是耄耋老人，人生所积累的理论知识、经验，学问，都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回顾一生，我们的成长和大学时期都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大学毕业后每个人在岗位上都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。我们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，留下了青年时代六个女同学的美好回忆。

老有所学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为，我很欣赏“优雅老去”，让我们如晚霞一般散发出绚丽的光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