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今晚报》 2015年6月14 日 第17版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北洋工学院师生西迁入陕，先后与其他院校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、国立西北工学院。在风景秀丽的城固县古路坝，西北工学院汇聚了北洋工学院等四校师生，承载了一段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史上的佳话。

古路坝位于陕西汉中，小山起伏，农田星散。在荒凉偏僻的群山中，一座天主教堂成为工学院的教室。战区的漫天烽火与此地的静谧清幽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里没有外界的诱惑与喧嚣，有的是交通闭塞所产生的枯燥与乏味。刻苦学习，倒成了工学院学生苦中作乐的一种消遣。

刻苦学习在西工学生中可谓司空见惯，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反倒成了另类。这是由于学校对学生课业的严格要求造成的。在一年级时尤其严格，学校认为一年级所学知识是将来专业的根基，因此主张打好基础。学校的严格导致学生一科以上不及格的人数往往达一半以上，有时甚至高达四分之三。能门门及格而按时毕业的学生反而成了少数。五六年毕业的不乏其人，留级和退学的也为数众多。每当考试到来，同学们便紧张得如临大敌。课业的严格促成了西工良好的学习氛围。没有人优哉游哉，开早车和开夜车的风气很盛。如师昌绪与高景德同班同宿舍，却很少见面。高景德经常开夜车，半夜才从教室回来；师昌绪则习惯开早车，两三点钟就起床去教室学习。

刻苦学习也是学生们的一种自觉行为。学生们感到工业需要脚踏实地地工作，因此要学习充分的知识和技能。对于日寇的侵略，同学们更是愤慨于心，立志学习文化知识救国，将悲愤之情内化为学习动力。古路坝的青山绿水、偏处一隅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。这里没有什么娱乐消遣，也没有空袭的威胁，除了明月与清风，学习倒成了穷苦学子们为数不多的“娱乐”。

学习的困难来自于学习用品的短缺，笔、纸和课本样样匮乏。学生们用变色铅笔芯泡成“紫墨水”记笔记。教科书普及率只有十分之一二，常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共用一本教材。图书馆人满为患，需要很早去抢座位、抢参考书。而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缺少更是十分严重。

1942年，因学生增加，校舍不够分配。学校在城固县城数里外的七星寺设立分校，大一新生在此学习。战时条件艰苦，加之学生拼命苦读，营养不足，除留级退学外，不少学生因病休学。当时二年级以上的学习地点在位于山上的古路坝，能够通过种种考验顺利“升级上山”者，可谓幸运。

浓厚的学习氛围与战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西工学生的一种特质：对开会、课外活动热衷度不高，他们认为这些离实际太远。在他们眼中，除了书本，就是工作。他们讲求实际，尽力去做该做的事情。

西北工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，像清华大学原校长、著名院士高景德，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师昌绪，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吴自良，以及著名科学家史绍熙、李恒德、叶培大等等。这可谓是对西工学生刻苦学习精神的最好注脚。（作者：张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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